今天我們要說的是魯穆公,但是我們得從另外一位更為著名的人物墨子說起。
墨子出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世家,雖說是宋國公族的后裔,但是當年在宋國的內(nèi)政之亂中家族受到削弱和排擠,墨子先祖舉家遷徙魯國,到墨子時代家族已經(jīng)衰敗不堪。這種流淌著貴族血液的身份,讓墨子從小到大就有一種自尊,就是要舍棄所謂的榮華富貴也要實現(xiàn)自我的理想,后來越國君主要以五百里土地贈予墨子,邀請墨子到越國為官,墨子還要求越王必須要聽從自己的安排,墨子才愿意到越國當官。
像墨子這樣的人,很難有辦法在魯國朝堂上生存,因為墨子推崇的是江湖規(guī)則。況且當時魯國的政治格局是,魯穆公雖有野心,不過國力相當衰敗,國君無力改變朝局。前任魯元公時代,三桓家族的叔孫氏和孟孫氏已為齊國所破,只剩下季孫氏。而季孫氏的北部封地也為齊國所侵占,只剩下孤城費邑,估計是季孫氏子孫們認為如果自己再不能成為一國之君,就再也沒有機會,于是在費地自稱為君,家臣們皆稱其為王,費地儼然成為魯國的國中之國。
這種格局對魯穆公而言,其實不是什么壞事情,就是說當年控制朝堂百余年的三桓家族已經(jīng)消亡,而國君重新有了執(zhí)掌權力的機會。魯穆公也是有野心抱負的人物,為扼制諸如三桓這樣的權臣家族壟斷國家,魯穆公首先廢除了世親世祿制度,所謂“枉于法,將免相”,就是說要是違法,即便是貴族階層,也會遭受應有的懲罰。而魯穆公還任用頗有才華的公儀休為相,在魯國推行變革運動,搞出過“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”這樣的民生政策。
魯國的分裂和割據(jù),給新任的魯穆公出了一道難題。面對外部戰(zhàn)爭的一天天激烈,面對魯國土地的一寸寸失去,三桓已衰,國君更弱,魯穆公極度需要那種尊崇魯國公室的人才,以推動國家的復興和崛起。而墨子是這樣的人嗎?當然不是,墨子在魯國只有江湖的存在,不能行朝政之事,因為墨子既可高高在上的要求越王,也就能高高在上的要求魯公,那么對于極度希望彰顯公室權力的魯穆公而言,墨子這樣的人就是“敬而遠之”。
魯穆公在國內(nèi)發(fā)動官制改革,從民間選拔任用賢才的同時也對朝中權臣的文武大權進行分割,推行 “官分文武”。當年三桓家族能既掌握朝政又掌握軍權的這種體系被徹底瓦解,最終裁決權則為國君所集中。魯元公時代任用吳起為將,魯穆公時代任用公儀休為相,即可能透露出某種可能,魯穆公時代的將相制已經(jīng)非常成熟。公儀休以“以博士高第為魯相”,這即是以國家力量奉養(yǎng)儒生,是國家儲備人才的良好方式,是為戰(zhàn)國人才培養(yǎng)機制先河。
魯穆公心中是把齊國作為最大敵人的,因為數(shù)十年間魯國所失去的那寸寸疆土,大多皆為齊人所占,而當年三桓家族所留存的那些聯(lián)盟臣子們,對強盛如三桓這樣的家族權臣也慘遭齊人攻破心有余悸,于是君臣之間極為難得的達成共識,就是要同仇敵愾抵御齊國的進攻,就是已經(jīng)自立為君的費地季孫氏也與魯穆公形成戰(zhàn)略同盟,魯國都城與費地互為掎角之勢,魯穆公更是“使眾公子或宦于晉,或宦于荊”,借助晉楚力量抵御齊國。
魯穆公的種種作為為魯國帶來短暫的興旺之態(tài),可是魯國之衰非一朝一夕,其國力之弱已深入骨髓,更重要的是方當進入戰(zhàn)國時代,積累數(shù)代軍力和財富的齊國與魯國相比,力量是相當懸殊的。齊人在魯穆公十四年的時候攻打魯國,韓國出兵相救;在十八年的時候,魯穆公乘齊魏對戰(zhàn)之際偷襲齊國取得勝利,這些都是魯穆公改革的成果,可是也不過是杯水車薪。齊魯之間的外交關系越來越緊張,尤其是面對魯國偷襲取勝,齊人相當憤怒,在魯穆公二十三年時,派出大軍攻打魯國,直破魯國都城,魯穆公數(shù)年之功遂成泡影,魯國依然成為齊國的附庸之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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